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得知了这一喜讯。据他女儿毛毛回忆，听说“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激动万分，连手中拿着的烟头也“轻微地颤动”起来。10月10日，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对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1977年1月底，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把正在住院的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向他通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在全国采取的一些措施。2月3日，邓小平一出院，叶剑英就亲自安排邓小平住进北京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此后，叶剑英几次派车接邓小平到家中或他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长谈。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不表态。
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社论的形式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是经华国锋授意、李鑫组织撰写的。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后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让李鑫为其起草的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提纲中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两报一刊社论正是他的这一思想的反映。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为邓小平的复出设置障碍。
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由于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合华国锋等人的意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一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及其将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他深知，如果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党的事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因而，邓小平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其复出正处于微妙的时刻，挺身而出，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
这年3月，邓小平明确对华国锋专程派来试探他的态度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22日，会议以公报的形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消息。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但是，华国锋在这次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此时，历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并没有退缩。他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这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为“文化大革命”高唱赞歌，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甚至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邓小平也毫不妥协。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摘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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